2015年11月12日，我国新版第五套人民币100元纸币面世。光线下用放大镜观察，这套钞票的毛泽东主席肖像处，能看到点与线交织产生的特殊反光，宛如浮雕，手指轻触，还有凹凸感——这是世界钞票原版雕刻领域闻名遐迩的雕刻凹印技术。马荣，则是这套人民币毛泽东主席肖像的原版雕刻者。
马荣是我国第一位人民币人像雕刻的女雕刻家，首创了版纹间隔线雕刻法。人物雕刻是钞票防伪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做到极致才能达到防伪的效果。而凹版雕刻是不可逆的，一个点或线刻坏，数月努力都将推倒重来。每一个点，每一根线，都是马荣与钢版的对话。在马荣心里，每刻一刀不可逆，几十年的人生更是不可逆，35年，马荣凭着匠人的坚韧，执着的在刀尖上跳舞，舞出了不同于常人的雕刻人生。
张冬梅：药丸三克 责任千斤
有一颗小药丸，它被中医奉为救命“神药”，这颗有着二百多年历史的药丸，时至今日依然沿袭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技艺，它就是中药“温病三宝”之首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的制作包含了数道工序：研配、合坨、制丸、内包、蘸蜡、打戳……要求搓出来的药丸圆、光、亮，滋润细腻，色泽一致，重量更是要分毫不差，必须3克。张冬梅是同仁堂首席技师，17岁进同仁堂，如今她手工搓丸一次成型率达百分之百。她说，“这辈子就干一蜜丸，就干一件事，干好了就行。”
核雕大师王绪德：方寸之间有天地
“明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木，为宫室、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核舟记》生动地记述了明代核雕的精细工艺。如今，这段传奇在潍坊核雕大师王绪德手中重现。
王绪德系潍坊核雕第五代传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拜师于著名核雕大师考功卿。核雕不同于其他雕刻，是民间微雕工艺，是在较小的果核上表现出复杂的题材，要求雕刻者手法细致入微。王绪德一生致力于核雕艺术的发展创新，他在继承传统、总结前辈雕功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粗犷中见细致。他博览众艺，吸取国画、素描等艺术特点，为核雕所应用，巧妙地利用桃核的自然麻点，天工巧成，雕刻出栩栩如生的景物形象。王绪德也是第一个加入世界雕刻协会的中国会员，美国雕刻家海波麦瑞特曾经三次来到潍坊，跟王绪德学习桃核雕刻、到潍坊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参观学习，加强了中美民间艺术的交流，也推动了潍坊核雕艺术的发展。
匠心筑梦 魏倍倍：纺织工里的“千里马”
凝聚工匠精神，追逐幸福力量。纺织和男人这两个字眼在很多看来或许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但是在现代的纺织行业里，有这样一群男技工，他们凭借着过人技术，让现代纺织机械纺出了五彩缤纷的纱线。常山恒新纺织后纺车间的魏倍倍，就是其中一位身负绝活的高级技师。
16.2万个纱锭，388台大型纺织设备，林林总总14中机型，设备总值达过2.5亿元，这就是刚刚30岁目前全市最年轻市级劳模的魏倍倍负责的车间。在整个后纺车间，魏倍倍是大家心目中不折不扣技术上的主心骨，有难题找倍倍在后纺车间已经成了一句口头禅。从2004年18岁毕业到常山纺织，魏倍倍从保全工做起，凭借着肯吃苦，爱琢磨的劲头,先后进行了十几项的发明创新，而每项创新都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百万元以上。
在生产中，魏倍倍发现进口的全自动络筒机锭杆与国产细纱机光杆锭子纱管使用不配套，造成络筒工序局部压纱或断档现象。而如果进口国外厂家的万能锭杆，每台设备改造成本要11万元。为了解决难题，魏倍倍就开始自己琢磨，经过多次改进魏倍倍研发出了价格不到进口设备十分之一的国产万能锭杆，这项技术在推广应用后，节约资金达到了340万元以上。
一线问题一线解决， 这是魏倍倍给自己定下的规矩。在工作中，魏倍倍发现并纱机在运行过程中经常出现并纱张力不匀现象，造成不合格筒纱，通过观察、分析,魏倍倍根据纱路越长、弯道越多、纱线张力越大的原理，发明了并纱机张力补偿装置,这一发明也获得了国家实用发明专利。
有一股子钻进，有一股韧劲，这是同事对魏倍倍遇到难题时的评价。有一次，公司接下了一个单纱“S”强捻的订单，而公司络筒机的捻结器配置都是“Z”捻。如果更换捻结器，需急购备件，而且会延误交货期。为了攻克难题，魏倍倍夜以继日翻阅了大量技术资料，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破了技术难关，而这项技术改造成本费用仅相当于购买厂家配件费用的1/12。
创新立足一线，这是魏倍倍每一项发明创新的初衷。十多年的时间里，魏倍倍和同事们进行了数百项工艺改进，为企业节省和创造产值超过了上千万元的价值。而每一次解决难题他内心都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快乐。
有了创新的青年,才会有创新的城市，这是魏倍倍常说的一句话。在以魏倍倍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里，聚集了一批创新技能人才。他们的核心成员有9人，平均年龄28岁。魏倍倍说如果每一名创新工作室核心成员带一名徒弟，9人带9人，明年18人就能带18人，那么通过传帮带，将来创新这棵大树就能在企业了开花结果。而在石家庄这片热土上，创新驱动成为大势所趋，创新也成为时代精神，这是城市开启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也是创新人才融入时代潮流的个人机遇。
大国工匠|我在故宫修文物 一生只为一事来
故宫博物院里有一群人，他们是古书画的“医生”。每天和珍贵的古书画打交道，通过“望闻问切”，让珍贵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生命得以延续。他们精湛的手工技艺通过师徒的方式代代相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他们是我国顶级书画修复师，修复着我国的珍贵文物。
历史上有名的《五牛图》、《弘历鉴古图》、《乾隆万寿图》都是靠一双双“补天之手”涅槃重生的。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就来认识一位精心守护故宫文物38年的书画修复师单嘉玖。
沤心沥血，双手力成百年功
59岁的单嘉玖在书画修复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38年。经她手修复的古画有近两百件，每件古画的修复需要复杂的工序和漫长的周期，耗时最长的需要一年，最短也要三个月。
△单嘉玖正在修手头的一幅清代山水画
古书画分四层，一层画心、一层托心纸、两层背纸。最难的是“揭”的环节，也就是将最薄的那一层宣纸画心分离出来。要求既揭得干干净净，又不能使画心受到丝毫损伤。
揭出来的画心通常只有0.09毫米，薄如蝉翼。揭画心的手法是“搓”，把附着画心的那层托心纸一点点搓下来。
△单嘉玖正在“揭画心”
由于是在古画完全浸湿的情况下“揭画心”，手指力道的拿捏变得十分关键，“搓”的力道大了，则会对古画造成不可逆的二次损坏。一位修画师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上万次的反复练习，才能最终拿捏出这“搓”的手感和力道。
△单嘉玖在用“搓”一点点的“揭画心”
鞠躬尽瘁，以画为本赤诚心
单嘉玖曾修复过一件明代的绢本《双鹤群禽图》，主要问题是画面上有许多虫蛀破洞。
△《双鹤群禽图》修复前 损毁比较严重
本来面对密集的小洞，可以用整幅绢托在画作后面，一下把所有的洞都补上了。但是百年以后托补的这片整绢也会糟朽，就会和古人的画作粘连在一起而无法分离，后人也就再也没办法修复这张画了。为了古画生命更长的延续，单嘉玖选择一个洞一个洞地单个织补。
△单嘉玖一个洞一个洞挨个修补
就这样，她埋头补了四个多月，才将几百个小洞一一补好。
△修复后的《双鹤群禽图》
恪守家规，两袖清风护国宝
单家两代人与故宫结缘，她的父亲单士元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十七岁进入故宫，在那段风雨飘摇的战争年代用生命去保护着文物。直到九十一岁辞世，单士元一生没有离开过故宫。
△单嘉玖的父亲 单士元
单士元给子女们订下了家规，“搞文物不玩文物”，要求从事文物工作的子女不许收藏、交易文物。他认为如果自己玩文物了，在工作中接触珍贵文物的时候就会产生私心。
父亲的教诲单嘉玖始终不敢忘。甘守清贫的她没有染指过文玩市场，三十多年来她在故宫这个小院落里，始终如一地静心修复着每一件国宝文物。
情怀千古，仁心匠德传后人
单嘉玖的徒弟喻理是中央美院的研究生，跟着单老师工作已经两年半了。喻理说，最大的收获不是技术，而是深切体会到了老师傅们对文物的那种敬畏之心。干了38年的单嘉玖如今依旧是小心翼翼。
这两年，故宫正在进行史上最大的大修工程。每间殿宇的珍宝、装饰都要进行修复，摆回原来的位置，故宫还有上万件古书画文物等着单师傅和她的徒弟们去修补。
但是，还有一年单嘉玖就退休了，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将传统的书画修复技艺完整地传给下一代，和同事一起，将完美的紫禁城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
大国工匠徐立平：在飞船和导弹上雕刻火药的航天人
央视网讯（记者 王甲铸）0.5毫米是固体发动机药面精度允许的最大误差，但是徐立平雕刻的火药药面误差却不超过0.2毫米，堪称完美。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高级技师。面对火药整形这一世界难题，徐立平一次次“亮剑”，经过近30年的锻造，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太空，也让自己从一介普通职工成长为大国工匠。
四月中旬，西安东郊航天四院7416厂，徐立平安静的坐在车间办公室里。身后的墙上是“刀锋”和“匠心”四个大字，以及“刀刀保精细，丝丝系安全；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四句话。对于徐立平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这几句话是要求，是写照，更是梦想。
徐立平的家庭是一个航天之家，和很多三线家庭一样，全家11口人除了3个还在上学的孩子外，都是航天人。
1987年参加工作时，徐立平在母亲温荣书的建议下，他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图为少年时期的徐立平（右一）和家人。1987年参加工作时，徐立平在母亲温荣书的建议下，选择了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发动机药面整形车间，为导弹固体燃料发动机的火药进行微整形。
固体燃料发动机是导弹装备的心脏，在上千道制造工序中，发动机固体燃料微整形极为关键。火药整形在全世界也一直是个难题，无法完全用机器代替。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个极度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胜任。
母亲比任何人都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手指都烧掉了，都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他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就这样，徐立平开始了自己近30年发动机药面整形工作。
工作后第二年，我国某重点型号发动机出现问题，必须剥开填筑好的火药，工作难度和危险度非常大。徐立平凭着精湛的技艺和胆量加入突击队，“可以说这是我们厂有史以来头一次钻到火药堆里去挖药。” 徐立平介绍。
在装满火药、仅留一名操作人员半躺半跪的发动机壳体里，用木铲、铜铲非常小心地一点点挖药，每次只能挖四五克，高度紧张和缺氧使人每次最多工作十几分钟。“在里面除了铲药的沙沙声，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徐立平回忆。
最终，经过两个多月高度紧张的工作，徐立平和同事们们挖出了300多千克药，成功排除发动机故障。
徐立平在工作间隙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聊天，听听他们的想法和当前一些时尚话题。工作近30年，徐立平一直坚持在一线，他说工作虽然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干。
像这样危险的任务，徐立平已不记得完成多少次了。在2015年9月3日的阅兵式上，一部分导弹发动机火药就是徐立平亲手雕刻的。
“下刀的力道，完全要自己判断，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精准射程。工作要求0.5毫米或0.2毫米，我们这一刀铲下去，铲不到要求的厚度的话，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要做到心手合一并不容易，只能通过用心苦练。如今，徐立平已经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
工作中，徐立平还不断琢磨，大胆创新，针对不同的发动机药面，他先后设计发明了20多种药面整形刀具，有两种获得国家专利，一种还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
在他设计的发明的刀具中，一种被单位以他的名字命名为“立平刀”。图为徐立平正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对“立平刀”手柄尺寸进行调整。
7416厂远离西安市区，安静却也偏僻。最冷和最热的时候，厂房里都难熬。工作的时候必须敞开“生命通道”的大门，夏天还能靠电扇，但对毒力极强的蚊子毫无办法，“闻了火药的蚊子战斗力就是强。”徐立平苦笑着，冬天更是没办法，长时间一个姿势会让冻僵的双手麻木，只能放在暖气上烤烤再重新拿起刀具。
更多的时候，工作时每个车间的人数最多不超过两个人，戴上护具开始工作后，徐立平说感觉世界和时间都停止了，只听见挖药的沙沙声和自己的心跳声。
近30年来，徐立平就是这样严格要求着自己，兢兢业业，与最危险的火药为伴，抬望航天梦，俯刻匠人心。“总理不是也说吗，工匠精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精益求精，其实没那么多高大上的东西，”徐立平谦逊的说。
春节过后，徐立平获得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15年度人物，颁奖词这样赞扬他：“每一次落刀，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你在火药上微雕，不能有毫发之差。这是千钧所系的一发，战略导弹，载人航天，每一件大国利器，都离不开你。你是一介工匠，你是大国工匠。”
徐立平说，再危险的岗位都要有人去干，每一次看到神州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杀手锏的武器走过天安门广场，心中就充满自豪感。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也说：“国家才是第一位的，没有国何有家？”
“工人院士”李万君：大国工匠为中国梦提速
电焊枪发出的刺眼蓝光晕染着飘散的烟尘，已获得“中华技能大奖”以及多项发明创新奖项的李万君，如今依然手握焊枪活跃在生产一线，以精湛技能打造最安全可靠的中国制造高速列车。这位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自从拿起焊枪到现在，始终不懈地兢兢业业、孜孜以求。
工人劳模怀抱热爱与执着
1987年8月，19岁的李万君职高毕业，被分配到长春客车厂电焊车间水箱工段。焊枪喷射着2300度的烈焰，瞬间将钢铁融化。焊工们在炎热的盛夏焊着客车上供水的水箱、制动的风缸，车间里火星四溅，烟雾弥漫；声音刺耳，味道呛鼻。
披挂着厚重的帆布工作服，扣着封闭的焊帽，李万君和工友们在烟熏火燎中淬炼意志。一年后，当初和他一起入厂的28个伙伴，25个离了职。李万君留了下来。师傅们都说这孩子黏人，问问题问得太细。厂里要求每人每月焊100个水箱，他总会多焊20个；厂里两年发一套工作服，可他一年得磨破四五套。
入厂第二年，李万君在车间技能比赛中夺冠。1997年，他首次代表长客公司参加长春市焊工大赛，虽然是最年轻的选手，三种焊法、三个焊件、三个第一轻松收入囊中。此后，经常与不同单位焊接高手切磋的李万君技艺越来越高，并顺利考取了碳钢、不锈钢焊接等6项国际焊工（技师）资格证书，成为全能型焊工。20米外，只要听到焊接声，李万君就能判断出电流电压的大小、焊缝的宽窄、焊接质量如何，绝无差错。
很快，李万君小有名气了，厂里的尖端活、关键活都找他。有一年，工厂水管冻裂了，水一直哗哗地流，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可修理的时候，带压焊接一焊就噗噗冒气儿，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也没了主意。车间主任找来了李万君。他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在裂口处焊上了一个带螺纹的管座，让气体从中排出，解决了难题。
直到今天，李万君还是常常提起当年厂里流行的一句顺口溜，“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水箱工段的”。李万君说，焊工是非常苦非常累的工作，只有感兴趣才能热爱，热爱才能敬业，才能豁出去，让技术在手中升华。
首席技师传承技能与精神
在短短6年时间里，中国高铁完成了时速250公里、350公里、380公里的“三级跳”。高速度需要高技能人才队伍支撑，李万君主动请缨，传技能，教绝活。2013年，长春市焊工比赛的前三名都出自李万君门下。多名徒弟岗位成才，成为技师、高级技师和操作师，在高铁生产中挑起大梁。
2008年，长客公司引进德国西门子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技术，但与之相匹配的大量高技能工人却一时难求。德国人提供的转向架焊接试验片，只有李万君一人能焊出来。为了新项目，公司成立了新产品车间，抽调高素质人员，还从技校招来了400多名学生让李万君培训，要求短时间内迅速形成生产能力。
德国的工艺标准是全新的，李万君从头学起，常常彻夜不眠，思考如何将复杂的工艺操作过程分解成具体的步骤教给学员。那时候李万君上厕所都一路小跑，生了病就用药顶着，体重掉了20多斤。最终，400多名学员全部提前半年考取了国际焊工资格证书。德国西门子的焊接权威布鲁诺竖起了大拇指说：“李，你创造了奇迹！”
现在，这些经过李万君培训的员工已成为时速380公里动车组的生产主力，也使长客公司焊接技术整体水平和欧洲西门子实现同步。“李万君国家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了，这里既是传承技术的培训站，也是解决企业生产难题的攻关站。不仅培训企业内部和吉林省内其他企业的焊工，李万君还赴新疆阿勒泰地区对400多名技术工人进行培训，把自己的技能变成社会财富。
“我的技能传给企业和社会才更有价值。”李万君说，大国工匠就应该把本事总结出来，把技能传承下去，把创新开展起来，为中国梦提速。
大国工匠追求极致与创新
2007年，作为全国铁路第六次大提速的主力车型，时速250公里动车组在长客公司试制生产。列车转向架横梁与侧梁间的接触环口，是承载整车约50吨重量的关键受力点，按常规焊法焊接段数多，接头易出现不熔合的缺陷，质量无法保证，一时间成为阻碍生产的拦路虎。
“能否一枪把这个环口焊下来呢？”李万君提出这个想法，来自阿尔斯通的法国专家认为不可能。经过1个月的反复钻研摸索，李万君总结出“构架环口焊接七步操作法”，一枪焊完整个环口。这连最先进的焊接机械手也无法完成的操作，让倨傲的法国专家也对中国工人竖起了大拇指。
中国高铁搭载着中国梦提速，而高速度更要有高质量做保证，李万君在质量管理创新上大显身手。“原来我们生产的列车时速80公里，只要焊结实就行，外面的焊碴都不用清理。”李万君说，现在时速300公里的高铁，掉一个焊渣都可能造成重大事故，所有焊件必须表里如一、没有瑕疵，每一个焊件都得是艺术品。
为了做到这一点，李万君编辑了图文并茂的《焊接典型质量问题汇编》，制定了《转向架铆焊工标准操作手册》，提炼出《焊接艺术化标准》，让严谨的制造态度成为焊工标准规范的操作习惯。他随时发现生产上的问题，创新工艺填补了我国氩弧焊焊接转向架环口等方面的空白，以高超技能和实践经验完善大国制造。
2011年以来，李万君带头完成国家发明专利21项，革新70多项，重大技术创新10多项，取得五小成果150多项，获奖104项。在打造中国高铁金名片的路上，大国工匠李万君们坚定前行。
胡双钱：给国产大飞机装上翅膀的“大国工匠”
新华社客户端上海频道4月30日电 他是让国产大飞机C919、支线飞机ARJ21－700在蓝天上翱翔的幕后英雄之一，他也是全国劳动模范、2015年上海劳模年度人物和2016年中宣部等评出的“最美职工”，他更在知名二次元网站哔哩哔哩上收获了网友“自豪”“致敬”“感动”“国宝”“神人”“服了”“支撑国家梦想的人”的评论。
这就是胡双钱，中国商飞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高级技师、数控机加车间钳工组组长。
－－给飞机做钳工为啥比一般钳工高级？
有一个笑话这样说：在地上端盘子就叫服务员，在天上端盘子的叫空姐。笑话的背后是人们对同一工种、不同环境带来的不同技术要求的不理解。那么，给“天上飞”和“地上跑”的机器同样是做钳工，究竟有何不同？
做钳工，即使打磨的零件一样，要求也不一样。“一个活儿，却是两个标准。”在“地上跑”只要在常规条件下有良好表现，但在“天上飞”就需要耐得住剧烈的温度变化、压力变化和速度变化带来的考验。以螺栓孔为例，民用的螺栓孔工差可以达到30－50丝（1丝等于0.01毫米），但航天用的螺栓孔工差只能在2丝以内。
“天上飞”的零件，不仅标准高，而且在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一体成型、没有二次修改和补救的余地，零件一旦出现偏差，纠偏余地很小，往往只能报废。
“曾经有人给我打来电话说，零件报废了太可惜了，自己的工厂可以提供补料修复的服务，保证外观上看不出来。”胡双钱说，对方的电话是出于好心，但在航空工业里，外观上看不出来差别，但实际飞起来“带病”的零件危害巨大。“所有的来料都是经过了前段的质检，很多的时候都是特殊的材料制成的，二次修补后外观未必看得出，但在导电性、硬度要求等关键指标上可能就经不起检验，所以宁可扔掉价值一百多万的废料，也要保障‘天上飞’的零件的安全。”
也正是在这样严苛的要求下，胡双钱给螺栓孔等零件用筛规进行质检的时候，往往一抬手就知道“中不中”，“放进去比较顺、但又不是特别顺的，不用说，肯定是合格的”。
——“36年无差错”是怎样的体验？
X是种怎样的体验，是知名网络社区“知乎”上的热门体裁。做到“36年无差错”的胡双钱，自己是怎么看这一点的？
“经过我手的每件零件都是一个活招牌。”胡双钱说，在没有可视化建模软件的年代，看图纸、照样造出复杂的零件，对空间想象能力和动手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为此他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在家里用橡皮泥按照设计图“做模型”，培养“手感”。
在C919首架数百万个零部件的大飞机上，有80%是我国第一次设计生产的，这意味着，很多时候零部件的材料和形状都需要不断摸索，才能得出最优解，在这样小批量、多频次的调试中，打磨零部件，手工比机器更有优势。
拿不准的零部件，就找硬度类似材料的废料再度练习“手感”，好好“磨合”，哪个位置可能会断、哪个位置可能会做过头、哪个位置是难点，就在这样的模拟练习中被一一解答。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练习，胡双钱在36个春夏岁月里，他加工过数十万的飞机零件，从没有出现过一个次品，更能用自己的技艺“金属雕花”，比现代化的机器做得更快更好。
－－做“大国工匠”的徒弟是什么感受？
有幸运，更有些后怕。胡双钱的“小徒”顾春华学艺已经7年，做“大国工匠”的徒弟是什么感受，他很有发言权。
条件艰苦、生活单调，生产线对一些青年人来说，正在失去往日的魅力。从机械制造专业毕业11年后，顾春华已经是几十名大专同学中唯一一名留在对口专业生产线上工作的。“同学们有的是觉得一线太辛苦，有的是没有遇到好的师傅带路引导，渐渐地都转行了，要是没有遇到师傅，也许我真的坚持不到今天。”
2009年，顾春华从铣工工种转到钳工工种，从原本的中级工变成了初级工，在新师傅胡双钱的严格要求下，用两年时间就提升到了高级钳工的技术水平。
技能光速提升的背后，是胡双钱的“没有退路”法则。顾春华说，公司往往会给一些复杂的零部件准备多一些备料，但师傅一般都是“偷偷不告诉我们”。正是在这样“没有退路”的锻炼中，做零件时的心态也变得更为慎重，仔细再仔细，。
胡双钱说，“工匠精神”是一种努力将99%提高到99.99%的极致，要传承这样的精神，不仅要“传帮带”青年技工，更要激发他们创新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2014年开始设立的胡双钱“大国工匠”工作室，成立一年内完成各类精益项目127项，节约工时6832小时／年，为公司节约成本382万元／年。
吴光辉：为国产大飞机装“中国心”
经过7年设计研发，2015年11月2日，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首架机，在中国商飞公司新建成的总装制造中心上海浦东基地厂房内正式下线，达到可进行地面试验的状态，为下一步首飞奠定了坚实基础。C919是中国继运-10后自主设计并且研制的第二种国产大型客机。目前，C919大型客机国内外用户数量为21家，总订单数达到了517架，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这架承载了中国人航空梦想的“中国制造”大飞机，背后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凝结着南航人多年的潜心努力。值得一提的是，C919的总设计师吴光辉就是南航校友。
作为中国首次生产的大飞机，其安全性如何保障呢？C919的总设计师吴光辉称，我们的飞机将经过严格的适航取证程序。民用飞机的设计以安全性作为主打点，我们在此目标上有非常严格的掌控。举个例子，经测算，人在各种最精密的仪器间工作出错造成灾难的概率是10的-6次方，也就是每百万飞行小时会有一次人为失误，由于这个人为的失误，会造成飞机故障，所以我们在系统设置中的参数一定要高于这个数。由此，我们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上的防出错概率达到10的-9次方，最高的地方是10的-11次方，达到每千亿个小时的保障，大大高于人出错的可能。我们在研制中，要经过大量反复计算、试验、试飞。
在C919总装上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据权威统计，一架C919从上到下需要100多万个零件，这需要300多工人连续工作一年多才能总装完成。这就需要飞机在设计数字样机时就对安装工位提出了明确要求，生产线上的流程是什么、每个工位需要多长时间，前一个零件安装时要给后一个零件安装提出总控要求是什么，有些地方甚至精确到了毫米级。
吴光辉不仅是C919 总设计师，还是998 型号总设计师、ARJ21 总设计师，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国防科技成果一等奖，某重点型号首飞获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一等功、国防科工委个人一等功，某重点工程载机改装获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科技成果一等奖、全军科技成果一等奖，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航空报国杰出贡献奖”……
在众多的荣誉面前，这位站在飞机设计研究前沿、为中国航空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 副总经理却谦虚地说：“国家需要我们，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成为飞机总设计师，是吴光辉一生为之努力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用默默的奋斗和忙碌的身影无声地告诉人们：结缘航空是一种乐趣，投身航空是一种责任，振兴航空更是一种使命！
与南航结缘，对于吴光辉来说实属意外，而这样的意外也让他的人生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吴光辉的老家在湖北武汉，20 世纪70 年代初，他随父母支援“三线” 建设，吴光辉到了江西一个偏僻的小镇。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那个时候都是先录取后选专业，当时南航的专业都是保密的，专业介绍很少，懵懵懂懂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个人比较爱好电子，后来一看专业很多，有飞机设计、电子电气、雷达、发动机等，当时就想学飞机设计，将来可能做总设计师，于是就报了飞机设计专业。”这个简单而又朴素的想法使吴光辉与航空结下了不解之缘，飞机设计事业也成为了他一生的挚爱和追求。
从南航毕业后，吴光辉被分配到了航空工业部603所担任技术员。随着身边老同志的陆续调走，他渐渐成了设计小组的主力。时值603 所正在攻关气动力项目，涉及到算性能、算超稳等关键技术，凭着良好的技术积累，吴光辉完成了整机关于重量部分的计算。他第一个通过计算机完全独立做出的研究成果，很快被应用于项目中。领导看了技术报告既欣喜又诧异，欣喜的是所里有这么踏实能干的年轻人，诧异的是这位年轻人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却能“沉”得下去。
从1987 年开始的3 年，吴光辉从军用飞机设计转到了民用飞机设计。1990 年，他又重回军用领域，转入预警机的研制。回首吴光辉的飞机设计之路，设计最深入、最全面的还是预警机。在吴光辉的带领下，我国预警机研制开启了新的征程，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他个人排名第一。
C919是中国继运10 后自主设计的第二款国产大型客机。大型飞机的设计研制是《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的16 个重大专项之一。为此，2008 年5 月，中国商飞挂牌成立，吴光辉调任新岗位，担任起中国商飞副总经理和C919 大型客机总设计师。
如何打破国外的技术壁垒，如何调配国内的优势资源？吴光辉带领他的设计团队，在整体论证的基础上，集全国的力量做好这件事：一方面，组织来自南航、北航、西工大等高校的研究人员组成大型客机联合工程队，开展大型客机联合论证工作； 另一方面，将现有的先进飞机设计方案拿出来，通过类比、对比研究，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确保安全性，突出经济性，提高可靠性，改善舒适性，强调环保性，以满足国际标准，实现性能的超越。
为了实现预期目标，吴光辉带领大家实行“711”和“724”的工作模式。“711”，是指一个星期工作7天，每天工作11 小时；而“724”是指在关键工作上7天24小时运转，工作人员进行倒班。而他自己，更是不记得有多少个节假日奔波在去往各个科研院所的路上。“每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一定要稳扎稳打。”吴光辉总是这样告诫自己。
凭着在飞机总体、重量与平衡设计、计算、控制等方面的造诣，吴光辉当之无愧地成为了相关学科专业的带头人。他是国内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国际重量工程师协会(SAWE)” 会员。不仅如此，他还领导组织、编译出版了《经互会成员国民用运输机适航条例》《飞机部件重量估算》《民用飞机双圆形机身的重量比较研究》等重要论著，在国内外航空界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我感谢那些培养和帮助过我的人，一辈子能碰到几个好的老师、好的领导指点我、栽培我，是我一生最大的荣幸。”说起自己的成就时，吴光辉反复说着这句感谢的话。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道路上，既有惊涛骇浪，也有沉寂低谷，更有美丽风景。只有胸怀强烈的爱国之心，肩负航空报国的历史使命，不惧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创新的人，才能将跌宕起伏的美景尽收眼底。吴光辉，代表了一代“团结、俭朴、唯实、创新” 的南航学子，代表了一代坚守使命和责任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是祖国航空事业的钢铁脊梁！
黄旭华：我一生都属于核潜艇
中等身高，花白头发，和蔼可亲的笑容，温和朴素的话语，看上去只是一位普通的老人。然而，89岁的他，背后却有着惊涛骇浪的故事。
黄旭华，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他这一生，就像他一辈子的作品——深海中的核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黄旭华从1958年进入核潜艇研制团队，到1987年以我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的身份解密，30年隐姓埋名，黄旭华终于实现了儿时造船强国的梦想。他为保守国家最高机密，在研制核潜艇期间，淡化了和家人之间的关系。若干年之后他的工作可以公开了，家里人才知道，他是在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
中国的核动力潜艇完全白手起家。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核动力装置、艇体结构及艇型等7项难题号称“七朵金花”。为攻克难关，黄旭华和同事们别无选择，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索向前。
研制初期最大困难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根本没有知识和人才。“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黄旭华回忆。
谁都想不到我国的核潜艇是从玩儿玩具开始的。当时，他们弄来一个核潜艇玩具模型，拆了装，装了又拆，计算推理核潜艇的形状、布局。最终黄旭华选择了难度很大，却最科学的水滴线型为艇体形状。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艇型是“水滴型”，拥有最完美的流线，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
确定了核潜艇的艇型，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从核潜艇的艇型方案到弹道方案、从模型制造和模拟试验……“计算数据，当时还没有手摇计算机，我们初期只能依靠算盘。每一组数字由两组人计算，获得相同答案才能通过。常常为了一个数据，我们会日夜不停地计算，争分夺秒。”
由于设备和技术的落后，黄旭华曾经和其他科研人员一道用最“土”的办法来解决最尖端的技术问题。在进行核潜艇的试潜和定重测试时，他们用“秤”的土办法。黄旭华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过秤，安装中的边角余料也要一一过秤。几年的建造过程，天天如此，使核潜艇下水后的数值和设计值几乎完全吻合！1970年12月26日，当凝结了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上水面时，黄旭华难掩眼泪长流。
黄旭华至今还珍藏着一把“前进”牌算盘。在没有计算机之前，研制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就是从这把算盘上跳出来的。黄旭华说，为了保证数据准确，常常是两拨人一起算，结果一致还好，不一致两边都要重新算。
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搞出了比常规流线型潜艇水下阻力更小的水滴形潜艇，同时解决了核潜艇的操纵性问题。国外的技术封锁加大的研发的困难程度。某国为加强导弹发射时艇身的稳定性，专门设计了一节舱来安放一个重达65吨的大陀螺，水下空间异常珍贵，占用了潜艇的黄金空间。经过反复计算、分析、研究，通过调整核潜艇内设备布局，黄旭华团队解决了65吨大陀螺的问题，为潜艇节省了空间，而且摇摆角，纵倾角、偏航角、升沉都接近于零。
1988年初，核潜艇按设计极限在南海作深潜试验。黄旭华亲自下潜水下300米，水下300米时，核潜艇的艇壳每平方厘米要承受30公斤的压力，黄旭华指挥试验人员记录各项有关数据，并获得成功，成为世界上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自下水做深潜试验的第一人。
黄旭华默默耕耘，攻坚克难，从无到有，为我国防事业尽心尽力，可亲可敬。“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黄旭华简短的话语字字铿锵。他说：“我今天的梦还是核潜艇！我愿为国家的核潜艇事业贡献到最后一刻。”
程长进：徽州石雕里的“大学士”
黟县石雕作为徽州一个富有特定生命意义的艺术形式，与徽州砖雕、木雕并称“徽州三雕”，是徽派建筑精美细节的完美体现，成为凝固徽州文化的符号，是我国民间艺术雕刻史上的一朵奇葩。
优良的石材品质，加上巧夺天工的雕刻技法，徽州石雕体现了一种人工与自然的巧妙磨合，更象征着徽州人民性格的另一种延展——底蕴深厚，沉稳奔放，处事不轻不重，内敛而不张扬，姿态各异而不逾矩。而徽州匠人程长进就是具备这种典型性格的人。
程长进走进徽州石雕这个行业，实属偶然。1990年从茶校园艺专业毕业后，程长进就被分配到了农委工作，日常负责市政园林这一块。每天朝九晚五的生活对于程长进来说倒也安逸和实在。1996年，程长进的父亲程佑富赶上改革开放的潮流，盘下了乡里的石雕厂，徽匠出身的程佑富虽技艺精湛(1989年曾被国家古典园林部门选为徽州石雕代表去西德法兰克福市春华园雕刻制作)，然而文化水平不高，程长进少不得要帮衬一把，后来发展到石料选材、图纸设计、车间雕刻、合同签订等所有环节，以至于程长进不得不从农委辞掉了铁饭碗，一心一意帮父亲打理石雕事业。
可以说，当时的程长进内心是有过纠结的，离开干净体面的办公室，每天在车间里灰头土脸，多少都会有些不习惯。然而，命运有时候就喜欢捉弄人，你所不愿意经历的，往往很有可能会是陪伴你一生的。人之所以成为鲜活的人，阅历之所以成为深厚的阅历，哪里脱离得了这些纠结？程长进也是如此，心底起伏的波澜隐在沉稳的表面下，随着纷扬的石屑逐渐平息，就这样跟徽雕结下了绵绵的情意。
从1996年到2012年，十六年来走过的每一步，程长进都是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旅游事业的发展，大量的古建筑需要维修，徽州石雕中断数十年后迎来了新生。以程长进的父亲程佑富所在的黄山市屯溪石雕工艺厂为代表的一批古建公司承建了许多国内外的石雕工程，如20世纪80年代的西德法兰克福市“春华园”，上海青浦“大观园”，南京朝天宫、净觉寺、李香君故居等。
2012年6月，羽翼已丰的程长进瞄准时机，在黄山市徽州文化产业园投资3000多万元创办了黄山市大学士徽雕有限公司。近年来，程长进和他的团队不断创新采用新技术，搞科技研发适应市场，用市场来带动徽州石雕技艺的传承，“徽州石雕的精髓就在于形意结合，有形必有意，有意必吉祥。”他说，虽然石料的加工、打荒、打糙等环节可以用现代技术所取代，但徽州石雕作品的构思设计与个体刀工的雕刻阶段则是新技术无法替代的，这就是徽州石雕技艺传承的核心价值体现。
多年来，程长进创新演绎着“以商养艺”的传统古法中，作品先后落户黄山、九华山、黄鹤楼、滕王阁、深圳景秀中华、昆明世博园、北京园博会等处。产品不仅经销全国，而且还远销海外，年产值达3千多万元，而他本人也在2012年4月被黄山市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徽州三雕(石雕)的代表性传承人，完成了由一名石雕工匠到非遗传承之师的角色转变。
谈及未来的发展，程长进有三个愿望：一是建立一座徽州石雕博物馆；二是出一本记载徽州石雕图案的书籍；三是设计一条徽州石雕观摩流水线。“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微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石雕这一徽州民间工艺的精华。”
徐竹初：漳州木偶雕刻
徐竹初，著名的木偶雕刻艺术家，徐家木偶的第六代传人。徐竹初把木偶作为一个艺术表现的载体，运用他独到的颖悟和智慧，使无数的木偶在他的巧手下获得生命，那些散发着阵阵樟木香味的木偶雏形经他细细雕凿后，凸显生动妙韵。徐竹初的木偶继承了祖辈优秀的雕刻手法，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仅造型方面，由徐竹初创新设计的品种就有600多种，戏曲的生、旦、净、末、丑等各行当齐全，既有传统名剧的名角，又有仙佛释道、天神魔怪形象，个个面目不同，性格各异，生动传神，被称为“东方艺术珍品”，曾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被许多美术馆、博物馆及艺术家、收藏家、名人收藏。
景泰蓝传承人林辉：开创珐琅工艺新时代
在中华民族浩瀚璀璨的传统文化和工艺花苑中，珐琅工艺无疑是别具风姿的一支瑰宝。几千年来，无数的工艺大师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承传统，再加以开拓创新，让珐琅工艺薪火相传并不断发扬光大。
景泰蓝，又称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将各种颜色的珐琅附在铜胎或是青铜胎上，烧制而成的瑰丽多彩的工艺美术品，最早的文字记载出现在元朝。其制造技艺与艺术创造理念受到中华文化的极大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铜铸胎珐琅器。
林辉，1959年生于福建莆田江口，铜铸胎掐丝珐琅工艺的第五代传人。林辉从小就钟情于珐琅工艺，在祖辈的言传身教中，更是将这一传统工艺继承并传扬海内外，并被世界景泰蓝大王陈玉书主席授予“福建景泰蓝大王”的称号。上世纪70年代，这门宫廷技艺迎来“寒冬”，因为工序多，售价高，市面上乏人问津。祖传手艺到了不能养家糊口绝境，父亲一度拒绝林辉接班。“可能是一种缘分，我从小喜欢做手工活，对景泰蓝情有独钟。”林辉说，父亲不肯教，他只能悄悄学。
继承了父亲手艺的林辉，却迫于生存，开始制作补鞋机贩卖，“一个月能赚200多块钱，当时国家干部的工资也不过30多块呢。”时过境迁，林辉仍流露着匠人的神气。林家的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空暇时，林辉仍敲敲打打，做一些景泰蓝工艺品自己把玩，他说，“这是不能断的根。”
他对充满离奇而曲折的珐琅工艺传承历史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在20多岁之时，他就下定决心，要把祖上代代相传的珐琅工艺发扬光大。2000年后，林辉远赴西班牙经商，把敲敲打打的爱好带到了异乡。缺乏材料，林辉就动手做专门烧制景泰蓝的电炉，点蓝所需的矿石颜料，就拜托返乡的亲友捎来。在这般“艰难”条件下诞生的景泰蓝工艺品，却意外大受西班牙人和海外华人的喜爱，门庭若市，表示要购买收藏。林辉窥见了渐渐复苏的景泰蓝工艺品的市场，老技艺迎来新生机。
2012年，近50岁的林辉回国办厂，专门制作景泰蓝工艺品。林辉发现，在莆田已经难觅景泰蓝匠人，他不得不北上请人帮忙，而在莆田景泰蓝独有的工序上，外地工匠不会，他又必须亲自“上阵”，老骥伏枥，一阵唏嘘。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他创办了“万物宝艺术品有限公司”，开启了一段对珐琅工艺继承、研究和创新的历程。
莆田的铜铸胎掐丝珐琅工艺，既完美结合了莆田出色的雕刻和铸铜工艺，也保留了原始的明代景泰蓝制作工艺，但现在仍和其他传统手工艺一样，面临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铜铸胎掐丝珐琅工艺已列入莆田市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正在申报省级非遗。下一阶段，林辉计划在莆田开设一个景泰蓝展览馆，作为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窗口。他希望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莆田景泰蓝。
无论古今，精美的景泰蓝必须是色彩润泽鲜明，胎骨厚重坚实，掐丝整齐匀称以及镀金灿烂光亮。林辉也想另辟蹊径。除了保持和莆田学院及莆田工艺美术学院的合作，他还考虑引入年轻人的创意，尝试将景泰蓝工艺用在家具、手表、皮带等日用品上，兼具美观和实用。但制作繁琐，动辄上万的景泰蓝工艺品，如何实现“日用品”化，是摆在林辉面前的头个难题。
装裱匠人张文军 用巧手延伸书画生命
从书画装裱到古籍修复再到档案修复，装裱匠人的工作犹如绿叶陪衬红花，默默无闻延伸着书画的艺术生命。
装裱的质量关系着作品整体的品相和存续时间，若装裱考究精当，可使书画作品增辉添色，否则，会减弱作品的艺术气息。
尽管书画装裱在我国历史悠久，但留下来的文字记载并不多。据最早记载，南朝宋时宣城太守，《后汉书》作者，著名史学家范晔，是我国装裱史上早期的装裱名家。到了唐朝，由于唐太宗极力推崇王羲之书法和历代名画，其极大推动了装裱技艺的迅速发展。
上世纪5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装裱业一度衰落。后来，一些文物单位设置了书画装裱机构。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画装裱业一改往日沉寂，从业人员大幅增长，在装裱工艺及用料方面，也进行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探索与改革。
近年来，传统手工书画装裱因受到机器胶膜装裱的冲击，市场又遭遇萎缩。对于是否要改作机器装裱，很多匠人都面临着艰难抉择，而在兰州却有这样一位坚持走传统装裱之路的传承人——张文军，他从1995年入驻西北师范大学装裱室至今，始终不忘初衷，坚持走传统装裱之路。
张文军20岁时，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跟随师傅陈一珀学习书画装裱和修复。陈一珀上个世纪70年代曾师从李复学习书画装裱技艺，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书画装裱专业人才，也是西北地区第一位书画装裱大师和高级技师。而李复又和国画大师张大千有师徒渊源。
承袭了陇上装裱名家的精华，2007年起，张文军开始受邀多次参加中国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培训班，有幸得到故宫博物院国家古书画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徐建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修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杜伟生的亲自指点，修复修缮技艺得到了很大提升。
但古书画的修复不仅仅是理论知识的堆积，更是上手实践的谨慎尝试。2014年3月，经过多年准备，张文军开始着手修复清代明福人物画。面对先辈名家作品，张文军充满敬意和敬畏。严格按照古书画修复流程，从第一步去污开始，经过清洗、揭修、全色、镶料、覆活、砑装流程，一点点修缮，最后终于让古书画焕发了新的神采。
张文军说，古画修复不能有半点急躁，每一个不起眼的碎片都可能存在艺术价值。特别是揭修阶段，将原画从装裱材料中一片片分离，然后又开始一点点对接。必须要心无杂念，全身心地投入。修复得当则延伸了书画古籍的生命，失败则可能是“千古罪人”。
张文军有一沓发黄的笔记本，专门用于书画装裱登记。粗略算来，20多年间，经张文军手装裱的书画作品已有5万件左右。作品时间跨度唐宋元明清至今，作品种类有最珍贵的孤品，也有最普通的幼儿绘画。
2015年，由安宁区文化馆历时两年普查、搜集、记录、整理的“传统书画装裱与修复”被列入第三批兰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同时，张文军也被公布为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这是继甘肃省古籍保护中心文物文献修复师、甘肃省工艺协会理事、甘肃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诸多头衔后，张文军的又一个新身份。
张文军对古籍书画装裱一丝不苟，在他手中，文脉的传承得以实现。而现实生活中的他更像一位沉默的先生。在张文军的装裱室，前来装裱书画作品的人们络绎不绝，大家心照不宣放下画作寒暄几句便托付重任。在这些作品中有名家墨宝，也有爱好者的习作，当然也可能存在仿品。不过张文军说，作为装裱画匠，“好坏不评，真假不论”是祖辈留下的行规。一个装裱匠人可以鉴赏画作，但绝不应该对作品指指点点、评头论足。这也是他从先贤前辈那里得到的滋养和传承。
目前，张文军所专注的，又乐于做的就是装裱好每一幅画作。他说，这些年来自己没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因为下个阶段也许更精彩。但是非要说一个，那就是，踏踏实实做好分内工作，宁可做行业标杆的出头鸟，也绝不委曲求全违背行业操守。
年画传承人霍庆有：杨柳青青 传承不息
杨柳青年画的全称为“杨柳青木版年画”，属于木版印绘制品，是著名的汉族民间木版年画之一，与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杨柳青年画是中国年画艺术的代表，在中国民间文化和天津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霍庆有是杨柳青年画世家的第六代传人。
杨柳青年画的发源地就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千年古镇杨柳青。霍庆有长年致力于杨柳青年画的发展。年至花甲的霍庆有，皮肤黝黑，背有罗锅，他每天坚持要在自己刻制的木板上，刷出上百幅杨柳青年画。在霍庆有看来，这个起源于17世纪的中国传统民间艺术，至今依然魅力不减。
霍庆有的父亲霍玉堂老先生是杨柳青年画“玉成号画庄”的创始人，霍庆有先生自幼受家父亲传，掌握了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全部制作工艺和技术。从20世纪80年代起，继承父志，他利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苦心钻研勾线、刻板、刷画裱等传统技艺，掌握了全套杨柳青年画工艺，成为天津一带唯一的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使得曾几近绝迹的木版手工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得以复苏。
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画面色彩明显，柔丽多姿。以宣纸印刷，用国画彩料，年久色彩不褪不变。杨柳青年画既有版画的刀法韵味，又有绘画的笔触色调，构成与一般绘画和其他年画不同的艺术特色。
有人曾把年画比作一部百科全书，透过五彩缤纷的画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当时的时代背景、人们的生活状况等，霍庆有说：“从根本上说，年画反映的是老百姓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每一幅年画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有的反映丰收场景的年画，家家户户在农忙；有的表现过年喜庆气氛，画上聚宝盆，祝愿一年比一年更好。同时，年画也要与时俱进，一个时期要有反映一个时期的作品。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色。”
1982年起，而立之年的霍庆有正式挑起了传承年画的重任。从研究版样，改良工艺，到调配颜料，收集老画，他常常废寝忘食，带病坚持。30年的时间里，他创作、加工了上百幅年画版样，不仅有延续“连年有余”的经典风格，还设计了纪念奥运会、世博会等反映和谐盛世的新版面，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大奖。相比现在市场上流行的“机械化”作品，霍庆有并不担心，他相信家传的手艺做出来的年画，再精密的机器也替代不了。
经年累月的在作坊里钻研，也给霍庆有留下了一身的病。他现在虽然很少有气力再去刻画，但是每年仍然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和儿子去周边的省市挖掘、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版样，然后买回来进行“抢修”。目前，霍老家珍藏、收集到的杨柳青年画木板有400余块，包括在中国年代最久远、面积最大的珍贵木板。
非遗传承人甘而可的“漆”彩人生
由于历史原因，杨柳青木版年画曾一度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抢救杨柳青年画的工作随即展开。作为业界泰斗，霍庆有认为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下，传承和发扬杨柳青年画中的文化味道，是霍庆有这些传承者们最关心的事情。
如今，木版年画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正面临着极其严峻的考验。“这五大技艺中，任何一项都需要长时间的磨练，没有十几年根本不可能独当一面。”霍庆有表示，“在我看来，木版年画要传承和发展，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培养越来越多的优秀传承人。只有让这门艺术后继有人，才能使其不断地兴盛、壮大下去。”
霍庆有说，自己的责任就是把先辈留下的遗产传给后人，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别的咱不求，就踏实本分地干好自己该干的活儿。”“年画不会失传”，尽管儿子目前还没能达到他的水平，但霍庆有说，自己不会辜负家族的重托，倾毕生之力，也要把杨柳青年画的技术精髓传承给后人。
漆器是中国古代在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新石器时代起先辈就认识漆的性能并用以制器。徽州早在唐代就以漆器闻名，宋代时徽州细嵌螺甸漆器更是誉满全国，有着“宋嵌”之称。徽州盛产漆树，徽州漆器是利用天然的生漆作主要原料，掺以绿松石、丹砂、珊瑚、青筋蓝、朱砂等，经过一系列工艺处理而制成，古称“菠萝漆器”，菠萝漆为徽州漆器技艺最高水平代表。然而，这样优秀的传统工艺也面临着失传。
甘而可是安徽黄山人，生于1955年。甘而可懂绘画、善木工、会雕刻、精设计，漆艺遵循纯正的传统技法。经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和实践，他使濒临失传的徽州传统髹漆技艺“菠萝漆”（又称犀皮漆）、“漆砂砚”恢复新生，并重新焕发出活力，因此被评为徽州漆器髹饰技艺国家级传承人。
甘而可已经把徽州漆器做到了极致，在中国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现代人4件作品中，他的“菠萝漆”圆盒就是其中之一。可他对人总是说：“我是老‘漆’。”《史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甘而可说“我不做第一，就做徽州老‘漆’，任何事情是没有十全十美的，第一就太完美了，完美的事情也是做不到的。”甘而可是这样说的，可不是这样做的，他已经把徽州的漆器做到了高峰。
甘而可初中毕业后开始学做木工，同时还学习绘画、雕刻，后来在屯溪圆木社制作木模，10年的木工经历为他打下了坚实的设计与雕刻基础。1979年，年仅24岁的甘而可进入了安徽屯溪漆器工艺厂，先是跟随厂里的老艺人学雕刻。由于他天资聪慧，悟性高，加上有着较好的美术功底，在雕刻艺术上有很大的进步，第二年，厂里就送他到上海工艺品六厂学习刻漆工艺。
自上海学成归来，甘而可被提为刻漆工艺车间的车间主任，这段时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当时被誉为“楚漆国手”的屯溪漆器艺术家俞金海。由于他肯钻石，能吃苦，俞金海的漆器作品大多是由他来雕刻，渐渐地他也掌握了漆器制作的要领。
1985年，甘而可又被调往屯溪工艺美术所，在这里他开始接触脱胎漆器。普通的漆器是以木、皮革、金属等制成胎，外面再髹饰生漆而成，脱胎漆器则是用泥土、石膏等制胎，髹饰生漆后再把胎体去除，因此脱胎漆器的难度更大，工艺更复杂。在屯溪工艺美术所，甘而可接触的人多了，眼界也更加开阔，从设计、雕刻、制作到推光，他综合了漆器制作的各个技艺，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为了更好的传承徽州漆器工艺，甘而可带了7名学生，现在他们已经能独立操作，并灵活运用各种漆艺制作技法，可以协助甘而可制作漆器，但即便如此，一年也只能做十几二十件。虽然也有人劝他趁着市场好，不必亲自做了，加工一批投到市场上。但甘而可却说：“钱虽然好，但心态不能乱，人一浮躁就会反映到作品上。我的东西必须要做到个个是精品，要留得住传得了。徽州的传统漆器工艺种类很多，我要静下心来把它们恢复出来，我要通过我的手让人们重新看到徽州漆器的光彩。”
甘而可始终扎根于中国漆艺传统之中，原料与工艺恪守天然大漆制作古法原则。探索以精、雅为风貌的漆艺技术继续深化发展最大可能性，将中国漆艺领域深层精髓及富有徽漆特色的犀皮漆、推光漆、漆砂砚及精细漆面纹饰的代表推向中国传承传统新高度。
甘而可喜欢将他的人生哲学放到制作漆器的过程中，相互印证，这让他每日的手工劳作仿佛也多了一份自我禅修的味道。他看中做事做人的“度”，也看中“温润如玉”的信条。生活中的甘而可，在身边人看来，对待工艺的要求极为严苛而没有丝毫放松，但他向来举止温和，言行有度，不向人发火也很少着急，颇有君子之风——打磨自己的性情，也正像打磨一件心爱的漆器一样。
东阳陆光正：木雕艺术是一生挚爱
“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无限掌中置，刹那成永恒。”
徐志摩曾语带禅机地翻译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名作《天真的预言》。一粒沙，一朵花，普通渺小的事物，实则蕴含着大千世界的万般奥秘。
那么，一块木头呢？
在东阳木雕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陆光正的手下，一块普通的香樟木或者椴木，同样充满着无限可能。
陆光正从艺60载，他在木雕艺术领域孜孜以求，有贯穿多种雕刻技法、涉及各种题材的艺术珍品500多件问世，曾多次参加全国、国际性大展并获大奖，赢得国内外赞誉，不少佳作被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台湾南园及知名人士收藏，被工艺美术行家们称之为“国之瑰宝”。
陆光正出生在浙江东阳岭下村。村子四面环山，山上古木参天。银杏树、樟树、枣树是主要树种，这些树是东阳木雕自古以来的主要雕材。陆光正的父亲是有名的裁缝。母亲虽不识字，但一笔花鸟画却极为传神。大约是受环境熏染，陆光正从小在艺术上就表现出超常天赋。村里来了婺剧团，他站在板凳上为演员画脸谱；上小学时就为村里一年一度的灯会画龙头，还到乡里的墙壁上画宣传画。一时间，陆光正被乡及村里赞许为“艺术神童”。
13岁那年，这个从小就特别喜爱画画的孩子，从1000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东阳木雕学校。两年后，他又被著名的木雕老艺人、“雕花状元”楼水明相中，破格收为“关门弟子”，之后又得到多位老艺人的倾囊相授。
千里马之所以能成为千里马，是因为伯乐慧眼识良驹，而陆光正之所以能从那么多学徒中脱颖而出，成为东阳木雕的擎旗人，也与他的师傅“雕花状元”楼水明密不可分。由于在雕刻方面没有什么基础，学起来就困难重重，画的图、刻的东西得不到老师的认可，对陆光正来说就有点丧失信心了。楼水明慧眼独具，将他破格收为“关门弟子”，在恩师的耐心指点下，陆光正的技艺有了突飞猛进。
一年后，陆光正初露才华，创作的木雕挂屏《热爱和平》被选入全国少年儿童美术作品展览，并作为礼物赠送给国际友人。“学木雕最大的快乐就是作品能得到老师的表扬和大家的认可，在我心里，我最感谢的是我的恩师楼水明，如果没有他的悉心教导，也就没有现在的我。”
陆光正凭借着他炉火纯青的木雕技术开始不停地创作震惊海内外的作品，名气也越来越大。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场上巨大木雕《锦绣中华》和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会议厅8件壁挂《燕京八景》木雕作品，就出自陆光正之手。该系列作品在打磨工艺后，没有使用油漆，取而代之的是食用级别的蜡。使用食用蜡，既没污染，还在打磨工艺的基础上，保留了树木天然的纹理和色泽，增加了作品独特的韵味。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艺术家似乎总是一副不修边幅、邋邋遢遢的样子，但陆光正是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与一般的艺术工作者还是有些差别的。初见陆光正，一股非凡的气魄就迎面而来----只见他头发微白、红光满面，显得格外精神。而白色的休闲装，米黄色的长裤，这样的一身朴素衣着穿在他身上却是如此的不普通。
今年1月，“陆光正非遗精品馆”开馆，这是国内首个以“非遗”名义建立的艺术馆。开馆当日，陆光正携弟子在创作室内种了一棵千年罗汉松。他希望弟子们努力学艺，将木雕技艺发扬光大。如今，陆光正的弟子中有省级工艺大师11名，中国传统艺术大师、中国木雕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多名，都在木雕领域延续着文脉和工艺。
陆光正从艺近60年，创作了500余件艺术珍品。人物山水，花鸟虫鱼，庙宇宗祠，飞檐翘角，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心手相合，得大造化。“灵山梵宫壁画雕刻”的恢弘之气，“三英战吕布”的飒爽英姿，“年年有余台屏”的设计之巧……一支笔，一把刀，含阴抱阳，推奇致平，构建了陆光正精彩纷呈的木雕艺术世界。
尤文凤：“鱼皮衣”传人
灰白鳞纹宛若水墨画，软糯材质堪比天鹅绒，图腾纹饰暗藏着远古讯息，立体裁剪巧合了现代审美……这就是出自赫哲人之手的鱼皮衣。如此妙物，竟险些消亡。这是怎么回事呢？故事还得从商周时期说起……
赫哲人自商周起就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与世隔绝，田渔而食，因衣其皮，自给自足。树叶、草秆、羽毛、兽皮都曾是古代先民的衣料，鱼皮则是老天爷专门给赫哲人的恩赐。清道光年间，传教士布鲁尼埃曾来到这个“鱼皮部落”，族人们的装束让他大开眼界，用鱼皮做的服饰不仅很结实，而且穿着鱼皮靴趟过溪流或踏雪而行，就像走在干地上一样，能够抵挡寒气和潮湿。
可自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族人纷纷改行务农或经商，渔猎生活渐渐褪色成了模糊的概念。大伙儿都开始买棉布做衣服，又省事又时髦。而鱼皮衣工序复杂、制作费力慢慢的自然就没人做了，也没人穿了。
幸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保护性发掘各地的民间文化时重新发现了赫哲族的鱼皮文化。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尤文凤，就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她从15岁起随母亲尤翠玉学习鱼皮制品工艺。据尤文凤说，制作鱼皮衣首先要挑选大鱼，最小的也得七八斤，几十条鱼的鱼皮才能做成一套。以前赫哲族人制作鱼皮衣所用的鱼，都是靠出江打渔得来，尤文凤回忆起小时候“棒打狍子瓢舀鱼”的情景，她说那时候江里的鱼多，现吃现打也比去市场买着方便。而现在的松花江上，已经很难看到打渔人的船只，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用上了装有柴油发动机的机动船，可以到更远的水域去捕鱼，但依然无法打到更多的鱼，打渔的收入还不够买柴油的钱，所以打渔的人家已是越来越少。
而靠买鱼制作鱼皮衣的话，成本非常昂贵，一件衣服的成本就在3000多元人民币，尤文凤一般都是接了订单才在家里做。赫哲人最早没有棉花，所有的制衣原料都来自于捕猎中可以得到的物品，但现在用于缝制鱼皮衣的已经改为棉线了。她取出一小块胶棒介绍说，这是用鰉鱼鳔熬成的鳔胶，粘合力十分强劲，用来粘贴袖口和衣襟上的纹饰。但由于鰉鱼现在已难得一见了，这种传统粘合物也就要消失了，自己手中的这一小块鳔胶已是最后一块了，舍不得用……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把赫哲族的鱼皮制品带往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并喜爱上这些手工艺品，尤文凤就利用村里闲置的房子开办了赫哲族鱼皮文化展示厅，让更多的人能了解赫哲族的传统文化。她还担当起这里的解说员，客人来参观时，她会用赫哲语和汉语两种语言为客人介绍。尤文凤的解说很的特点，有时候她会边说边唱，这是赫哲族特有的一种说唱文学“伊玛堪”，赫哲族没有文字，所有的历史都是用这种口传的叙事长诗形式记录，一代一代通过说唱艺人保存下来。现在会说赫哲话的老人越来越少了，能传唱祖先歌曲的人就更少了，尤文凤就是这少数人之一。
尤文凤的生活很充实，她除了要教三个儿媳和孙女学做鱼皮衣以外，还在教村里的年轻人学唱赫哲族语言的民歌，她要先把汉字的歌词翻译成赫哲语，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教给年轻人，好在现在科技发达了年轻人可以先录下歌谣，通过录音学习。这也是一种让赫哲族古老文化传承的方式。
现在，尤文凤还参加了村里的歌舞队，天天和一群年轻人一起唱歌跳舞。对于这个只有4000多人的民族来说，无论从服饰、语言、建筑还是生活方式上，赫哲族的标识几乎不可辨认了。本民族的语言，歌舞，服饰，带有赫哲族传统烙印的都是这些赫哲人努力想要保留的对象。这些歌舞排练完毕后，演员们会穿着鱼皮衣在文化村中表演给游客观看，告诉来到街津口的每一个人，这里曾是一个鱼皮部落。
风筝匠人赵艳强：执着守候非遗春天
“只凭风力健，不假羽毛丰。红线凌空去，青云有路通。”这是清代诗人吴友如笔下描绘的民间春天放风筝的情形。风筝古时南方称“鹞”，北方称“鸢”，距今已有2400多年历史，是人类发明的最早“飞行器”。
时光流转，如今的生活似乎被人们按下了加速键，少了几分悠游自在的乐趣。但在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第什里村赵艳强家中，却总能从五颜六色的纸鸢中感受到春日的悠闲意趣。
赵艳强是风筝世家的第五代传人，1993年，18岁的赵艳强开始跟着师承天津“风筝魏”的叔叔赵宗信学做风筝。20多年来，赵艳强一直延续着制作风筝的传统技艺，执着守候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春天。
制作风筝是个巧活，不仅涉及到美学，其中还有力学原理。即使样子再好看，飞不起来也不行。19岁那年秋天，赵艳强花了4天时间第一次做出了一只活灵活现的老鹰风筝。可是，当他兴奋地拿到室外放飞时，风筝却一头栽到地上。原来，制作风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风筝前后重量的均衡，使得风筝在放飞时“头重脚轻”失去了平衡。后来，他把一小段秸秆绑在风筝的尾部，“老鹰”能平稳飞了，但风筝却不好看了。
有了这次“教训”，赵艳强仔细琢磨重量、风向、风力等问题对风筝的影响，每天坐在凳子上的时间不少于12小时。那时候，赵艳强如果没什么事，可以一天不出屋不说话，就做风筝。“做手艺就得耐得住寂寞，不怕吃苦不怕麻烦。”赵艳强坦言，到现在，他的性子一直是沉静而稳重，这多多少少跟他所热爱的风筝有关。
一把纸刀、一瓶糨糊、一个酒精灯、几支毛笔、几瓶颜料，这些制作风筝的工具看似简单，但要做出一个美观又好放飞的风筝却需要深厚的技艺。
赵艳强说：“主要是扎、糊、绘、放这四个步骤。制作骨架的竹篾，至少需要半年至一年的时间阴干。然后根据所需宽度、长短劈成竹篾，接着用酒精灯烤成各种形状。风筝面有绢布、尼龙绸、杜邦纸等。金鱼和蜻蜓风筝飘逸轻盈，要用绢布；老鹰风筝雄浑刚劲，要用无纺布，蝴蝶风筝着色艳丽，尼龙绸最合适……”
竹篾、绢布、胶水、棉线……这些寻常的材料在赵艳强手中不断地变化组合，从孩童玩具到工艺品，赵艳强继承着传统的手艺和图样，又结合市场需求改变着风筝的样子，大到5米多长的老鹰风筝，小到巴掌大小的双鱼风筝，特别是软翅风筝，少了呆板和束缚，更添柔美洒脱。
近年来，赵艳强出席各类展览，参加各种风筝协会活动，作品还被收入美术馆…2009年，安次区第什里风筝被评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3月，赵艳强被河北省文化厅评为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至此，第什里风筝和赵艳强有了更深的关联。
如今，赵艳强还在恢复传统的沙燕风筝。这种风筝呈“大”字状，顶部描绘了燕子的头部，左右两边被制成燕子的尾部，“肚子”上描绘着象征吉祥如意的图案。在赵艳强眼中，沙燕不仅仅是简单的风筝，它充满了匠人的智慧，更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于手艺传承，赵艳强说，“传承要看‘缘分’二字，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会倾囊相授。希望这门技艺能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