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科研、带教……这些是医务工作者的日常工作。在解放军总医院，有4位百岁专家就是这样默默耕耘，在点滴中追求着卓越。他们对技术精益求精，勇于突破；他们待患者像亲人，极度负责；他们拿学生当孩子，言传身教。

■打破常规，引领学科发展

勇于突破的背后是坚实的技术功底和承担风险的勇气。上世纪60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剖宫产是心脏病患者的禁忌。“两条生命啊，眼睁睁地看着生命在眼前消失而不试一试，那叫什么医生！”1964年，叶惠方打破了这一禁忌。当时，医院内分泌科收治了一位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胆大心细的叶惠方凭借精湛娴熟的技术，最终带着母子俩成功闯过“鬼门关”。后来，她担任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常委、中华医学会妇产科杂志副总编，将这些宝贵的临床经验传递下去。她主编与翻译的医学书籍有10多本，其中《妇女更年期保健70问》已再版7次，她参加编著的《更年期保健培训教程》一书，被选用为全国通用教材。60多岁时，她带领攻关小组在6年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妇女绝经后骨质疏松的防治研究，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高超的医术需要悉心的观察和果敢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一位病情危急的肺炎患者用抗生素治疗后出现腹泻。40多位会诊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曾任大内科主任的牟善初细致观察并查阅大量资料，认为可能是一种特殊细菌感染，果断停掉正在使用的最新抗生素，改用普通的甲硝唑，患者很快痊愈，而罪魁祸首正是牟善初断定的难辨梭状杆菌。

牟善初还是我国医学超声波应用的倡导者。他借用工业探测器检测患者肝脏的质地波形，在质疑声中，坚定地将超声检测方法发扬光大。他最早发现庆大霉素的肾毒性，提出老年肾功能损害的病人应绝对禁用庆大霉素的论点，并较早对老年常见病、疑难病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倡导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先后组建了9个专业学组，推动我国老年医学进步。

颞颌关节强直多由于外伤或炎症造成，导致颞颌关节损坏，患者不能说话和咀嚼。当时常规办法是横向切除关节头，移植趾骨来重建关节头，再移植胯骨去修补脚趾。但这一术式有20%左右的复发率，术后常出现颌面畸形等问题，且要进行两处植骨。周继林夫妇整整花了5年时间，于1956年提出了乙状切骨原则，将传统的关节头切除方法由横切改为横竖结合，形同乙字，更加符合力学原理，使术后复发率降至零，并提出从患者肋骨处一次取骨植入，减少患者痛苦。这些突破在国际牙医界引起轰动。后来，他们经过近十载的探索，先于国外10年提出了运用喙突及升支前份骨供骨，修复体部大型缺损，设计了弓间内固定支架，以保证植骨位置恢复功能的要求，还针对下颌骨大型缺损引起的上下颌骨继发畸形，设计了防治器，大大改善了下颌骨大型缺损修复的矫治条件。

1957年，苏鸿熙留学归来，成为国内心脏外科的奠基人。他首次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动物实验；首次成功应用人工心肺机进行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修补室间隔缺损；首次成功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桥术，并带动了医疗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苏鸿熙的学生、心外科主任医师姜胜利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产体外循环设备只有两个泵头，无法满足心内吸引工作。苏老师自己设计了上下两层的吸引装置，被称为‘苏式冠吸’，应用了多年。”在苏鸿熙的引领下，我国当时的体外循环技术水平仅比美国相差5年，超过当时的苏联和日本。如今，全国已有600多家医院可开展同样的手术，体外循环技术也扩展到其他相关领域，每年救治的人数以数十万计。

■对患者负责，真心相待胜亲人

1999年春天，一对农民夫妇带着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的孩子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到一家人经济困难，已是八旬老人的叶惠方把一家三口接到自己家吃住，还代交了部分医疗费。孩子第一期术后，假肛大便失禁，整个房子里都有难闻的气味，而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孩子二期手术时，全家又在叶老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孩子痊愈。妇产科退休干部张全告诉记者：“叶教授是O型血，数不清给患者输了多少次血。为患者垫付住院费、医疗费也是平常事。即便是大专家，她还用手指帮患者抠大便，解除患者痛苦。”

“爸妈一出差就是一两个月，病人到哪儿，他们就到哪儿。”周继林的儿子洪演说，1953年一位在朝鲜战场上被炮弹击伤上颌骨的战士，被许多专家诊断已无救治可能。周继林经过多方探索，利用颧颊沟成形术，成功修复伤员上颌骨，对伤员随诊观察42年，先后进行增填修补手术50多次。老伤员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感激得泪流满面。

“牟老说得最多的话是，只要病人有事，随时叫我！”牟善初的学生、解放军总医院老年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小鹰记得，在下着鹅毛大雪的凌晨2时，75岁的牟老赶来医院，布鞋都湿透了。“他仔细检查病人，指导我们抢救，直到病人病情稳定，东方已经微亮。老师对我说，抢救是最好的学习，不要放过任何疑问。”牟老88岁时，为抢救病人步行往病房赶，途经工地时摔了一跤，半边脸当时就肿了，赶到病房的第一句话是：“病人现在情况怎么样？”

“只要是半夜来了病人，苏老师都是跑步从家里赶到现场，连袜子都来不及穿。”苏鸿熙的学生、心外科原主任朱朗标记得，有次更换手术衣时，大家才发现苏老是光着一只脚跑来的。病人得救后，同事们说，苏主任当了回“赤脚医生”。苏老笑说：“不对，是半个‘赤脚医生’，有只脚还穿着鞋嘛。”

■治学言传身教，做学生的“灯塔”

叶惠方40岁时就被赞誉为妇产科的“一把刀”，她却在盛年时把手术刀交给了崭露头角的学生周美清。从科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从事妇幼保健工作并带教学生。为了帮科室的同志出国深造，她用母亲给的嫁妆作资助；为了培养技术骨干，她把亲戚给的外汇以组织的名义供学生外出培训。她培养出了近百名业务骨干、研究生和知名专家，有的已经当上了院士。

牟善初的学生、解放军总医院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曾强告诉记者，医院有面“院士墙”，用来激励后辈，牟老是唯一上墙的“非院士”。“牟老教我做学问、做事、做人。他68岁时，手上常拿着一本日汉字典，没事就背，当时我正想放弃学日语，看到牟老都在学习，我坚持了下来。”健康管理研究院主任医师张丽萍1987年成为牟老的学生：“从选题、实验设计、实验操作到论文撰写，他要求很严：实验动物缺失一只，他必让你补齐；实验数据若有不确，必须重算；甚至不放过任何论文的语法和拼写错误。他告诫我们，一定要保证数据真实，这将是未来的临床治疗依据。”

“我刚来医院时，苏老师要我潜心事业，5年内不许谈恋爱。”苏鸿熙的学生、心外科主任医师朱朗标细数苏老的严格要求：手术日必须5时起床，6时30分到手术室洗澡，上台必须戴双层口罩，不要穿袜子，减少感染源。术后要让患者在台上继续观察1个小时，直到患者清醒或稳定再送回监护室，甚至还在小黑板上计算患者体液的出入量。有一次，他看到年轻医生看了一眼地上接尿的输液瓶就报了个数，他便自己跪在地上读数，并告诫年轻医生，眼要与量杯的刻度在一个水平线上，否则会有误差。他带着大家每天清晨到院外，一边散步，一边练口语和听力，教材是《英语900句》和英文版《心胸外科学》，大家称之为“马路英语班”。

周继林的学生、口腔科副主任技师侯康林，是“走廊大学”的毕业生。“那是1974年，国内口腔事业发展相对缓慢，教学资源也少。周老师为了培养科里的骨干人才，每天把我们召集到家里讲课，大家下课了，就在走廊里背书，‘走廊大学’因此得名。那时候，从理论到技能，我受益匪浅。”

“每次学生送来稿子，母亲都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又改又写。母亲从来都是这样认真，做事一是一，二是二。”洪演说。